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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 探析(上)

时间:10-11/2020 06:13 | 点击次数:

中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 探析(上)

孙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残疾人之一。图片出自《中国古代残疾名人画传》


■ 桂琰

我国自古就有扶弱济残的文化传统,有关残疾人保障方面的思想根基深厚且传承不殆,随着历史推移不断丰富和发展,更在历朝历代指导着残疾人保障的相关实践,发挥着能动作用。鉴于思想文化的传承影响及受其制约的制度实践所具有的因循惯性,本文对我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进行挖掘和梳理,探究其发展脉络与主要内容,以期据史为鉴,去糟取精,助力于当前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残疾人保障的思想渊源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包含残疾人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思想源远流长,内容异常丰富。特别是儒家、墨家思想中的大同思想、民本与仁政思想、兼爱思想更是涵盖了相应的残疾人保障思想。

大同:大同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体系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终极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儒家创始人孔子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也蕴含了现代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价值——公平、正义、共享,可说是我国社会保障思想的源头。从总体上看,大同思想的理想主义成分太浓,但其提出的“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的社会保障主张,却对保障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深具指导意义。

民本与仁政: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前者的基本目的在于立君为民,立君为天下,“政在养民”、“养民裕民”;后者则旨在以德服人施“王道”,以民为本,爱民重民。二者在基本政治立意上均体现出国家或政府对民众的保障态度,在实践中也都把尊生重养的民生问题作为践行的底线和标准。正是在民本与仁政思想的指导下,历代统治者才会提醒自己为了维护政权注意关心人间疾苦,赈济贫困弱势阶层并扶助缺乏生活能力的民众。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统治者对包括残疾者在内的弱势群体施以援助,其思想根源莫不在于受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的影响。

兼爱:兼爱是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墨子的主要思想。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他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的观点。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来解决社会矛盾,并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而统治者应对百姓

“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墨子·兼爱下》)。虽然墨家兼爱思想在秦汉以后渐渐式微,其本身也存在矛盾和理想成分,但仍旧深刻地反映出了社会保障的本质属性——互爱互助。这种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社会保障实践,促进了政府与民间对残疾人等社会困难群体的救助和关怀

综上,大同思想、民本与仁政思想、兼爱思想虽然不是残疾人保障思想的直接渊源,但确实是包括残疾人保障在内的整个社会保障思想的直接渊源。时至今天,建设包括残疾人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依然可以从大同思想、民本与仁政思想、兼爱思想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

如果说前述思想只是为历史上的残疾人保障活动提供了思想背景,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残疾人保障实践又确实形成了相应的学说,这种学说既是相关实践活动的总结,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相关统治者采取措施的具体体现,值得今人重视。这方面主要有养恤、优抚、赈济与蠲免等思想或主张,而历史上的宗法思想与互助思想亦对残疾人影响深远。

养恤:养恤主要指在国家或政府的主导下,对包括残疾人、灾民、流民、贫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医药和食品等物质帮助,并且加以安置的思想。我国历史上针对残疾人的恤养方式主要有施粥、施药、发放寒衣以及居养等,其中各种物质救助一般是临时性政府行为,居养则是政府安置残疾人的主要方式。养恤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可追溯至《周礼》,《周礼》有云“疾医,凡民有疾病者分治之;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则以王命施惠”。可以看出,养恤从发生之始就是国家责任。《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保息六政”,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此说与西周“尚德保民”思想一脉相承。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管子》从民本出发,提出了“兴德六策”(《管子·五辅》)和“九惠之教”(《管子·入国》)。“兴德六策”中“匡其急”包括“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其中“问疾病”与“九惠之教”的“养疾”、“问疾”主张均是针对带病有残之人提出的。同时,管子还提出国家应该设置专门的“掌疾”之官,认为凡是不能依靠自身力量生存的残疾人,都应该被安排在“疾馆”中,由国家供给衣食,直至终老。这一国家收养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各家思想家针对残疾人的普遍主张。

养恤一说在《吕氏春秋》中也有所涉及,其中提出依据季节进行赈济和安抚的思想,比以前临时性、局部性的赈恤说有所进步,虽然存在许多理想成分和迷信成分,但部分被统治者采纳后仍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存起到了保障作用。受养恤思想影响,汉代已有相对固定的政府机构收养并照料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保证其生存并施以医疗措施。南朝时期出现了固定收容残疾人的机构。至唐宋养恤思想不断完善和系统,对物质供给与实施居养的具体事项与运作方式给予了详尽阐释。唐朝有“悲田养病坊”实施救助,宋代更是集前代之大成,设立了多种形式的残疾人居养机构,如安济坊、居养院、福田院和慈幼局等。清代养恤思想突破传统,取得很大进步。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变残疾人被动为主动,不但要对其进行救济和收养,给予物质与人力帮助,还要教其生产劳动,帮助其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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